下面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敬于职事的临事态度把中国梦落到实处。一般认为宋代形成的旧八德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新八德的实质差别主要体现在是以家为本还是以国为本。
在孟子看来，人生下来，就有四个人性人心的善端，从这个先天本有的善性中产生了人的四种道德：仁义礼智。孙中山先生根据当时民主革命的需要，非常重视传统美德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并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忠于国家的义务更重要，因此，首重忠德，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八德。管子认为礼义廉耻是治国的四条根本道德原则。甚至，儒者们还坚信，道德的修养与坚守不仅有利于他们精神的高贵，而且还有利于他们身体的健康。义保证人们言行的正确、得宜，所以，它好像人们的必由之路。
大同理想和小康社会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与群众基础，易于被人们认可和接受，而中国梦可以说是传统中国社会求大同和奔小康理想的现代发展。在宋之后，由于三纲意识的强化，忠孝与贞节越来越受到重视，被人们视为至高美德，于是，在明清之后，实际上在民众的实践中，更受重视的乃是忠、孝、节、义，这四种道德体现了中国人在家孝亲，在朝忠君，为人臣为人妇要守政治节操和贞操，在社会上与人交往要守义行义的实践精神，成为那时社会的流行用语，不仅常出现在一些思想家的论著中，而且也出现在明清小说、戏曲、弹词中，甚至出现在门面、牌匾、牌坊、钱币、盆碗上，以物化形式体现着民众对核心价值与传统美德的追求。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至此，礼是多么的重要，若不理解或不循礼——人而无礼无异于衣冠禽兽。但绝不能就此下结论说周礼就是礼本身，若此，那就是犯了以特殊代替了一般的大忌。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人义为人的社会属性——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君臣等角色的定位和担当。
由上，人心或人之识与大一之间经由分、转、变、列、降所产生的现实差异是造成判断事物存在是非、对错、美丑、好恶、得失、荣辱、清浊、高下等的总根源。由上所述，人之思维、意识、心、念、识等在未经分、转、变、列、降之前的原始状态就是大一，也即太一，太，古作大。
官于天、之地、之事、从时、协于分艺、居养、行……，就没有人这种生命形式，也就不是正常的人类生活内容。子要做到做儿子的本分和担当，像个儿子或后辈的样子。——真人不死是可行的，因为无论如何真人还属于人的范畴。承是恪守、遵循的意思。
无来而至命运就没有人之生命生存的现实表现，也是对命的忽略。非思想学说以一条主线、一个东西贯穿下来、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观念、道虽若指繁多，实可会通，归于一贯也、提纲挈领之属。显然，李贽对贵德、务施报的理解是准确到位的，为其原始指向。落实在礼的表述上，所谓的往是在描述人之识经官于天、之地、之事、从时、协于分艺实现逆分、转、变、列、降的过程，使人之识超越分、转、变、列、降消除分别心，使之处于一的终极状态。
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地、阴阳、四时等非具相化的或天、或地、或时，同现代西方科学对天空、地球和时间等的定义、内涵及其背景是迥异的，坚决断绝拿什么驴嘴不对马面的地圆学说去否定、藐视或不屑中国传统文化里天圆地方之论。由于天道人情内在的层次性、系统性和复杂性，使其随之具有相应的层次性、系统性和复杂性间的不同差异。
五、几个概念及其关系厘正 有了礼尚往来中各概念及概念体系之内在关系的初步储备，就可以大致条分缕析出天、命、性、情、习、欲……之间原本异常清晰而现今却日益模糊的逻辑关系了。其降曰命之大一……天……鬼神……命……的最一般衍化模式，表明了东方文化下对人从哪里来这个最根本问题的回答。
《礼记·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孟子·娄离下》：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关键是，其降曰命后的人，如何才能不死，才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指礼节上应该有来有往。在全部科学中，那更善于确切地传授各种原因的人，有更大的智慧。
而且，既然是裂而为鬼神，则表明鬼神与鬼神之间在层次、类别及其环境上的差异也是现实存在的甚至是巨大的，那么反映到现实中的人之生命之间出现阶级衰杀之差异也就是必然的，后续讲到的诸如飞鸟禽兽之鬼神其降之命，显然和人不在一个层次上，但就来源而言却都是唯一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
因此，针对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神又在哪里？人们该不该信神？……实在没有怀疑争论的必要。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只是，这种穷究回归离不开礼的基本面，就是说这个穷究回归一的过程必须经由礼的全貌，或符合遵循礼的规定才能到达一的境界或层次。命源自于大一的分、转、变、列、降，其间有多种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存在形式，天直接靠近大一，但天本身也不是大一，而命是集成形而上、形而下的一体存在，人为其典型。
显然，至此我们才描述了一小部分的礼。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庄子·天下》建议：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人的思想必须遵循处一的方法回到这个世界的本体状态上去，以此获得正确的认知和行为，此谓一以穷之或一以贯之之往。
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
…… 没有分、转、变、列、降。往得越彻底，来得更精彩，二者是不可偏废的。
对于礼之实践应用上的本质内涵：人之情——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此性受习或者说经环境经执着的后天熏染，喜怒哀惧爱恶欲、饮食、男女、死亡贫苦就是情之表现——情生于性，也是《荀子·正名》中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所论述的阶段，《荀子·正名》中欲者，情之应也，对应着前述的所好所恶，物也。其根本原因，在于礼描述了各类生命最一般的演化模式及其内在规律的根本逻辑，不循礼，失败是必然的。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由此，使藏着的真心显现或消除是非、对错、美丑的分别心就必须回归或复一，也即一以穷之——以一穷之，利用处一这种方法去极致推究而尽，使分、转、变、列、降后的人心保持或处于一的状态，并贯彻于生命始终。
这就为后人提出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要求：对任何概念内涵的现代赋予，尤其是在阐述同一对象时，须把其原始的概念内涵给继承下来，更不能想当然的以后世赋予的理解去颠覆原始、去偷换概念而不自知甚至掩耳盗铃，否则谈扬弃就是无的放矢的贻笑大方了。上述的相符合，虽只是一个定性描述，但即便现代科技之发达，要想描述一下思想意识的形状特征也几乎如老虎吃天无处下口，而在人的思想意识特点、功能、功用的理解上也着实超越不了孔子所描述的范畴。
《庄子·应帝王》：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世界观 《礼记·礼运》：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
